那时候在天津大裤衩底下，要么胡同口那盏漏雨的“小忒阳”灯底下，就有个逗哏，叫德广。他那个嗓子，跟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鲤鱼似的，哪怕唱起“横七竖八”来，声音也带着一股子涩劲儿，听着怪难受的。

那时候大家都认定他这人怪脾气，出门不带钥匙，讲话像背了一堆没听懂的方言。但他这人有个特倔脾气，哪位如此跟他讲话，他非得把那人骂得狗血淋头，连自己的衣服都洗了又洗，稀里哗啦的，那劲头十足。 这事儿得从清朝初年说起，那时候北京城里有点小骚动，吃喝玩乐的比上班还溜。

那时候有个叫德广的，是纯纯的“路痴”，走哪条大街都能把人给迷住。他最爱干的事就是去耍花招，把别人当戏子看，自己却演成了那个配角。他有个徒弟叫胡海山，后来成了德广的“跟班”，专门负责在旁边录像，记录那些被整得七零八落的场面。 他俩的关系可不好说，有时候挺繁华，有时候也挺让人哭笑不得。德广那会儿名气挺大，胡同里的小贩、菜贩子、就连卖桂花糖藕的小贩，都被他给整得七扭八歪。他专学那些顺口溜，特别是那些方言土语的段落，张口就来。有一次，他要去跟人家推销“糖葫芦”，结局直接把人家整套挂念都给震碎了，那场面简直比闹剧更让人坐不住。

那时候的人对德广的办法挺服气的，认定这人实在，如何折腾都行，哪怕把人家折腾得满地找牙，也得跟着他干。 不过，德广这人最让人佩服的是他那股子“死磕”劲。别人想让他死，他就非要死；别人想让他活，他就非要让那活人彻底死透。他有个习惯，走到哪就把哪的规矩都学来，然后拿来套人。

比如他在沈阳的时候，看到人家包饺子，就学着人家的劲儿，把人包得像个小饺子似的，恨不得往里塞个馒头。结局人家包得挺讲究，讲究个“层皮”，德广包的时候，皮层厚得像城墙，里面还塞了半包糖，那得把人家给噎住。 我记得有一次，德广跟一个叫徐立的人打架。徐立这人当时挺有个性，跟德广互不相让。德广把徐立打得半死，徐立爬起来持续跟他斗。德广又要打架，徐立就说是为了练手，德广也就跟着练起来。结局练到最终，德广发现徐立是个真怪人，他不仅练得一手好功夫，还会耍各种花里胡哨的把戏。德广一看不对劲，立马就把徐立给整没了。徐立临走的时候，还不忘跟德广说：“德广，你赶明儿送饭去吧，别让我家那大爷再跟你费力气。”德广当时就懵了，这活儿到底哪位先启动的啊？ 那时候的人对德广的评价挺两极分化的，有爱他的，有恨他的。爱他的认定这人实在，恨他的认定这人晦气。但不管如何看待德广，都得承认，相声这玩意儿，最早就是德广给咱们拉出来的。他把那些听不懂的方言、那些怪的段子，一个个给整成了顺口溜，就连把那些脏话、粗话也给整得像个段子。

那时候的人不懂啥叫“包袱”，也不懂啥叫“铺垫”，只认定这人讲话没道理，讲话没逻辑，讲话还特别特别“硬”。 德广这人有个毛病，就是讲话特别快，特别急。他讲话的时候，语速快得像机关枪，声音也特别大，恨不得把旁边的桌子都震跑。他喜爱用那种夸张的语气，把那些小事说成大事儿，把小的说成大事，大的说成惊天动地。

那时候的人听得多了，也就明白了，德广不是真傻，是真智慧，是精通用这种方式来吓人。他能把那些平淡无奇的东西，整得让人听着毛骨悚然，吓得大家不自觉地捂住耳朵。 德广讲话的时候，特别喜爱模仿那些老黄瓜屁股，要么那种像是刚从砖窑里蹦出来的声音。他讲话的时候，一直要带着点那种“我早就跟你说过”的语气，仿佛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个怪人，只有他自己才认定是神。

那时候的人听到他讲话，总认定挺别扭，但也不敢说啥，只能默默听他在那儿“死磕”。 后来胡海山他们看德广那架势挺疼的，就赶紧编了个段子。胡海山说：“德广，你赶紧歇歇吧，别逼着人家再听下去了，人家早被吓得半死了。”德广一听，立马把胡海山拉了去，还问：“海山，你刚刚是不是也认定自己被吓到了？”胡海山当时就炸了，说：“我那是真吓到了，把我那录像机都吓坏了！”德广一听，就笑骂了一句：“你这笑话，比我的故事还精彩！” 那时候的人对德广的印象，越来越不清楚了。有的认定他是个疯子，有的认定他是个天才。但不管怎么着，德广这档子事儿，确实把相声这个形式给造出来了。他把相声从一个单纯的表演，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，一种把方言、把土话、把怪人、把怪事都装进嘴里的艺术形式。 后来德广走了，胡海山也走了，但那那股子劲儿还在。目前大量相声演员，不管是德广还是胡海山，他们的故事都流传在咱们这儿的民俗档案里。咱们目前说相声，别看形式变了，但那股子“德广”的劲儿，那那股子把一般/平平人当戏子看的疯劲，还是在那儿。 故此说，相声的起源，不只是是德广一个人的功劳，更是那种愿意把生活拉上舞台、愿意把怪人整成怪人、愿意把方言整成段子的精神。

这种精神，就像德广那个“横七竖八”的嗓子一样，别看声音有点怪，但总能把人给整得活蹦乱跳的。